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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融市場的價格發現機制來看，擔保隔夜融資利率（Secured Overnight Financing Rate, SOFR）期貨市場近期呈現顯著的結構異動。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交易數據，市場參與者圍繞鮑威爾任期節點進行的期限利差交易（賣出 3 月合約、買入 6 月合約）引發 SOFR 期貨曲線倒掛，價差波動幅度創歷史極值，單日交易量攀升至歷史第二高位。這一異常交易行為本質上反映了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預期調整，其深層邏輯與特朗普政府貨幣政策主張存在顯著相關性。回溯歷史數據，特朗普在執政期間多次公開批評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主張通過非常規降息刺激經濟增長。儘管其近期表態保留鮑威爾續任可能性，但提名繼任者的明確意圖已促使市場重新定價美聯儲貨幣政策路徑。這種預期管理層面的政策博弈，客觀上加劇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同時也對美元互換協議的制度穩定性構成潛在挑戰。

從國際金融史的長時段視角分析，美元互換協議在系統性金融風險事件中發揮著關鍵的 “穩定器” 功能。當全球金融市場出現美元流動性擠兌現象時，作為國際貨幣發行方的美聯儲通過互換協議機制，為非美國金融機構提供美元流動性支持。典型案例包括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通過互換協議向國際市場注入 5830 億美元流動性；以及 2020 年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流動性危機中，其互換協議規模達到 4500 億美元。這些實踐驗證了美元互換協議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韌性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然而，基於特朗普政府 “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框架及相關政策實踐，國際金融學界對美元互換協議的未來運行模式產生了廣泛的理論爭議。從政策宣示層面觀察，副總統候選人萬斯關於 “反對對歐洲金融援助” 的公開表述，以及五角大樓對英美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潛艇協議的重新評估，均體現出本屆政府對傳統盟友關係的實用主義態度。這種政策取向與美元互換協議賴以運行的國際協作基礎存在根本性矛盾，使得協議機制被地緣政治因素滲透的風險顯著提升。

從制度經濟學視角分析，當前美元互換協議體系呈現 “核心 - 週邊” 結構特徵：美聯儲與歐洲央行、瑞士國家銀行、日本銀行、英格蘭銀行、加拿大銀行等五大央行保持永久性互換協議安排，同時與澳大利亞、巴西等九國央行建立臨時流動性互換機制。儘管現任美聯儲管理層通過政策聲明持續強化協議的中立性原則，但 2026 年美聯儲領導集體換屆後，貨幣政策決策機制可能發生的制度性變遷，仍構成該協議體系最大的不確定性來源。此外，美國國會對美聯儲的法定監督權，在當前民粹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可能重現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對互換協議的制度性審查，從而進一步加劇政策工具被政治化利用的風險。

面對上述制度性挑戰，全球中央銀行體系已啟動預防性政策調整機制。歐洲央行在維持跨大西洋貨幣政策協調的官方表態下，已要求轄區內系統重要性銀行開展美元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PR）近期發佈的政策研究報告，倡議構建由 14 家主要經濟體央行參與、國際清算銀行（BIS）協調的多邊流動性互助機制，該機制擬通過整合約 1.9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建立獨立於美聯儲的美元流動性供給體系。儘管該倡議尚未形成正式政策框架，但各國央行已在外匯儲備結構優化、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擴容等領域開展實質性政策調整。這些制度創新實踐，從側面印證了國際金融界對美元互換協議潛在政治化風險的理論判斷。

綜合國際政治經濟學與貨幣金融學的交叉分析視角，特朗普政府將美元互換協議工具化的政策傾向，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格局下具有顯著的理論可能性。這種政策轉向的實現程度，將取決於美聯儲決策層換屆後的政策獨立性維護能力，以及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在國際貨幣政策領域的權力博弈結果。未來研究可進一步關注政策工具政治化對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的傳導機制，以及新興經濟體應對美元霸權工具化的制度創新路徑。